裘宗舜学术教育思想笔谈 ——纪念裘宗舜教授诞辰100周年

       编者按：

      2021年是我国著名会计学家、审计学家裘宗舜教授诞辰100周年。裘宗舜先生一生致力于会计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著作等身，影响广泛。裘宗舜先生潜心立德树人，率先垂范，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了更好地纪念缅怀裘宗舜教授对我国会计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举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并将办公大楼命名为 “宗舜楼”。裘老弟子们发起设立了宗舜教育基金，同时邀请著名会计学家郭道扬、曲晓辉、秦荣生、魏明海、李心合和刘峰以及弟子代表张蕊7位教授共同撰稿追忆和缅怀大师的学者风范和师者操行。此系列文章除了缅怀先生的感人事迹外，更积极的意义还在于激励更多会计人员学习裘老为人、为学的精神，为推动我国新时代会计改革和发展谱写新篇章。

      张蕊，江西财经大学资深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郭道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研究所所长，文澜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

      曲晓辉，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济管理学院和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教授，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秦荣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教授，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魏明海，广州大学校长，教授，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李心合，南京大学会计学系教授，管理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刘峰，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经济学（会计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裘宗舜教授的品德风范与教育思想

      赣鄱怀夫子，会坛忆宗师。百年是人世间圆满的期，却是江财人和会计人永远的思。恩师裘宗舜老先生1921年11月生于江西，2016年11月驾鹤西归。今秋裘老百岁诞辰，秋风追秋叶，睹物再思人。犹记得，朝夕求教如沐春风仍在脑海，远赴重洋行前叮嘱言犹在耳，肩挑院长引经传路恍如昨日，事业有进不吝鼓励永存心底。谨以此文追忆先生品德风范和教育思想。

      一、“始终不渝”的会计与教育情怀

      裘老是我国当代著名会计审计学家、管理学家、教育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会计学会会长。裘老一生与教育和会计结缘。他幼时就读于莲塘县乡村师范、南昌商业职业学校，接受过师范和会计教育。他1940年考入厦门大学会计系学习, 1944年毕业后先后在赣州盐务管理局、江西省供销合作社、解放军物资协管部和江西省商业厅从事会计工作，1958年起在江西财经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前身）任教，1982年晋升教授。先后担任江西财经学院会计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代院长等职，1993年获评“全国优秀教师”。裘老近90高龄才离开讲坛，堪称会计教育界的常青树！

      二、 “高山景行”的高尚师德

      爱国报国的政治品格。“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裘老的写照。裘老心中始终装着国家。裘老幼时正值日本侵略中国、战火纷飞，他辗转求学，生活艰难，甚至在商校学习期间与家人失去了联系。他不因艰辛而伤感，反而坚定追求，靠自己获得奖学金和半工半读完成学业，以求知识报国、科教兴国。厦门大学毕业后，本可以留校任教的他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江西，支持家乡的会计和教育事业。改革开放之初，很多人思想难以转变，而裘老积极拥护和宣传改革开放，撰文号召“克服‘左倾’思想，提高经济效果”，为经济改革出谋划策。他一直坚持看书看报关注国家大事，国家每有重大成就则兴奋不已。拳拳之心，日月可鉴。

      勤业自强的求知态度。“学海洋洋，勤业自强”是裘老的座右铭。在厦门大学读书时刻苦勤奋的裘老曾多次获得嘉庚奖学金，那个年代能获得嘉庚奖学金的人寥寥无几。他非常善于挤时间，即使出差开会、住院治病期间，他都在学习、思考、写作。退休后裘老还经常说：“人的衰老是不可抗拒的，但人老心可不能老！还应该不断地更新知识，汲取新鲜的养料。”他在80多高龄时还坚持订阅中外文杂志，钻研证券知识，还在读曼昆《经济学》。裘老仙逝后，弟子们看到书桌上摆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书中裘老划了很多线条和附注。“生命不息、学习不止”的态度令我们非常敬佩。

      砥砺后学的人梯精神。裘老一直不遗余力提携后生，用亲身经历激励并大力举荐师生到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进一步深造。他甘当铺路石，早年他每次参加全国会计学会议，他都领着我们青年老师去参会学习并介绍认识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我当会计学院院长时，为申报博士点，裘老不遗余力地支持。他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经常带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进行广泛社会调查，让学生了解前沿动态，增强动手实践能力。他带头攻坚克难，在实证会计兴起时，80高龄依然啃实证会计的经典教材，为年轻教师示范讲授实证课程。他着力传帮带，放手让年轻教师开拓创新，有意识地给他们“压担子”，鼓励他们大胆尝试。

      长者君子的人格魅力。裘老对学生的成长关怀备至，一旦学生有继续深造想法，他便大力鼓励，并经常手写长长的推荐信。我当年报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时，裘老就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并积极为我推荐。裘老还特别照顾弱者。曾有一残疾学生报考江西财经大学研究生，担心找不到导师，裘老知道后欣然接受成为其导师。他很注意师者形象，如果学生与其见面，他即使身体不便仍穿戴整齐，再与学生交谈。助手们与他合作著书，他总是胸怀宽广，不仅悉心指点，还互相切磋，注意听取他们的意见。秦荣生教授曾说：“我协助裘老编书，不仅可以学到专业知识，还可学习他的治学态度，学习他的工作方法，学习他做人的品德。”这是深受裘老教益的弟子们的共同心声。裘老一生洁身自好。年轻时他在解放军物资协管部，负责接受国民党的物资，过手大量的黄金白银，但丝毫没有据为己有。

      大家风范的学术道德。裘宗舜教授博览群书，以独立的思想、追求真理的精神潜心于会计审计、经济管理、教育等多领域的研究。他苦心孤诣，70多年来著作颇丰，在《会计研究》《审计研究》《财政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178篇，出版《会计信息论》《财务会计概念研究》等专著及教材24部，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0余项。他潜精研思，绝大部分论著都是他自己手写的，从构思到修改，一遍遍认真誊写，碰到疑问，亲自查找工具书或文献，小心求证。他严谨治学，与弟子合作的论著，他也是严谨指导、细心修改，不许学生随意草就以沽名钓誉。

      三、 “桃李成蹊”的教育思想

      裘老不仅是学术大家，还是教育家。裘老一生从教六十多年，三尺讲台浇灌了满园芬芳桃李。他也多年担任教育管理者，先进的教育理念垂范后学，为江西财经大学和会计界培育了一届届财经精英。

“有教无类，大爱施仁”的大教育观。裘老教育思想是继承发扬了传统儒家教育观“有教无类，大爱施仁”。裘老积极支持教育部的高校扩招政策，主张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实行开放政策，凡想进校学习，来者不拒，职业（技术）学校免学费，实行“宽进严出”，让更多的青年人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对江西财经大学而言，裘老真正做到了“恩泽一生，惠其一世”。他当系、院领导时，善于听取学生诉求，大力推行教学改革，只要有利于学生的事情，他都大力支持，兄弟高校来取经他也毫无保留地推介。

      “开明开放，中西合璧”的国际视野。裘老积极倡导教育国际化交流。1981年他赴美国考察了11所大学，回来不仅发文思考，还在全国会计学会年会上介绍经验，提出了改革专业面过窄、改学年制为学分制、终身补充教育等前瞻理念。自 1986 年为研究生授课以来，裘老亲自设计研究生课程，一直坚持使用原版的IASB和FASB教材，并鼓励学生阅读英文原著。裘老还负责承担了中国会计学会会计教育改革研究组工作，在教育理念、产学研联合、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会计电算化、会计实践等方面提出了诸多改革思路，对中国会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发挥了广泛深远的积极作用。

      “心怀天下，虚怀若谷”的大家风范。“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裘老经常讲会计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出发展财经教育事业、加强财会干部培训、推广自考制度、鼓励终身继续教育、多措并举培养财会人员等主张。他身体力行编写教材，给好学青年提供条件，主编《自学会计丛书》《基础会计》等书。这些书通俗易懂，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还经常脱销。《书刊导报》刊登书评说“《自学会计丛书》是一本帮助青年自学的好书”。会计界耆宿潘序伦曾为《基础会计》写序盛赞裘老心系会计、关怀青年的可贵精神。裘老鼓励学术交流，倡导学术争鸣，不逞学术霸权，接受求同存异。在他90生日的讲座中，他呼吁“要以和谐对待争鸣的新观点，不要以权威将新观点扼杀在摇篮里” !

      裘宗舜教授一生遨游学海，耕耘杏坛，许多思想在学术界、教育界至今仍然闪着熠熠光辉，激励后来者接续奋力前行。

裘宗舜先生的会计立法思想

      裘宗舜教授是创立中国“会计信息系统论”的大家之一。先生强调建立“会计信息系统”，必须具有树立统一性、一致性及其权威性的思想，以会计立法作为前提，而把《会计法》的贯彻执行，建立在“统一会计制度”这个基础之上。裘先生认为，井冈山与瑞金时期革命战争的胜利，与毛泽东实行的统一财政经济的政策与创造性地全面执行统一会计制度至为密切相关，而正是这一历史事实，深刻地影响到裘宗舜教授会计立法思想的建立。

      1979年财政部会计司刚刚恢复，便考虑到会计立法问题，当年便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讨论稿。但百废待兴之际，《会计法》建立中要探讨的问题确实很多，从1980年到1984年，便经历了一个对草案反复研究与修订的过程。《会计法》欲达到高质量与高水平发布，当时客观上依靠来自各方面工作的推进。1983—1988年，裘宗舜教授时任全国第六届人大代表，他的提案引起了人大代表对《会计法》修订完善的重视，全国人大对裘教授等人意见的反馈，也进一步推动财政部对《会计法》的修订。前后几年下来，《会计法》在反复研究中取得了迅速进展，这些成为1985年全国六届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与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重要原因。

      裘宗舜教授认为，《会计法》属于国家对经济立法体系中的基础控制层次，是把握经济基础控制权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章总纲中确立“社会主义权利法案”为根据与为目标的，系以保护社会主义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为落脚之点的。保障国家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权益，这些总体上的要求一致落实到民、商法方面，而最终又具有针对性与切实性地落实到经济法律层次中的《会计法》方面。裘宗舜先生指出，进而言之，最终宪法与民商法的精神，一致落实到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基础层次的会计准则、审计准则及其行业会计制度方面。其中特别强调，国家的统一会计制度是维护与保障所有者权益的根基，作为会计学、审计学与财务学的教育工作者势必要明确这一点。1999年10月《会计法》修订案中，从始至终在十三个地方强调的“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便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裘教授认为，只有深刻研究与认识清楚《宪法》第一章总纲的精神，才能明确《会计法》的根本立法依据，明确会计立法的重要性及其作用，并进一步从《宪法》的根本问题上，认识清楚整个会计法律制度体系建立的问题。裘教授还特别强调指出以下几点：（1）一定要把握住《民法》中与会计立法直接关联的财产权、债权与财产继承权的精神。民法中的这三大要素，是产权会计建立的基本指导思想、原理及其法制控制内容，是会计立法中应当突出的首要部分。（2）商法中的《公司法》决定了公司设立的财务、会计、审计的组织制度与其他一系列法律制度，明确了公司财务与会计的受托责任，尤其是在公司股份制运作之下的财务的投融资责任与会计的核算及报告责任以及对所有者权益的处分责任。裘教授认为，无论是公司财务还是公司会计与内部审计，乃至公司特聘的外部审计，都一律把履行受托责任的精神一致集中在《公司法》总则中的第四条，即保护公司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方面。公司财务、会计以及内审与外审工作都一致受到民、商法中的产权思想与所定准则的支配，在保障所有者权益问题方面，从《宪法》一贯到底，在法律内容具体表述上，绝不存在任何虚拟的问题。（3）由民、商法中的规定所决定，在法律原则上，它都一致相应涉及《会计法》第一章总则中的一系列基本规定。这些规定，一是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二是依法确定下来的进行会计核算的方法体系，三是涉及所有者权益的对资产、负债、权益与收入、费用、成本、盈亏等会计要素的统一一致管控，以防止对所有者权益的侵犯。由此，《会计法》的全部内容必然与《宪法》《民法》《商法》精神完全保持一致。

      会计立法思想与理论一直贯穿于裘宗舜一生从事会计学研究与教育的全过程，成为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结晶的精髓，它显示出先生教书育人、一生行事以立法为最高准则的伟大人格。先生的会计立法思想与先生教书育人的高尚品格永垂不朽！

会计基础理论的历史积淀与现实升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著名会计学家裘宗舜先生诞辰百年之际，回顾裘老的为人和治学，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裘老毕业于厦门大学，是我的导师的同窗好友和多项研究的合作者。自从1984年我入读厦门大学会计助教进修班以来，尤其是1986年再次进入厦门大学会计学系，师从著名会计学家葛家澍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有机会经常聆听裘老的学术报告和谆谆教诲。我在厦门大学研究生院工作期间，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裘老对厦门大学的深厚感情、对会计学科和会计学莘莘学子的关爱。重温裘老的著述，深受启发，感受深刻。裘老在学术上率先垂范，敏感捕捉新的领域和新的研究问题，始终处于学术前沿。裘老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底，特别是能够深谙时代脉络，从国家经济建设和会计发展的现实出发，前瞻性地提出一系列观点和看法。这些论述，对于四十年后的经济现象和会计核算与报告对象的新发展，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我们当前从事会计理论研究学习和借鉴。

       一、经济核算在会计基础理论中的地位

      会计基础理论创新，离不开对会计所处环境和所反映经济活动的深刻理解。裘老在《论健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1980）一文中，首先论证了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的客观性。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和按劳分配为特征的计划公有经济，也是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足够的高度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专业化协作基础上的计划商品经济”。继而，他提出：“我们试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来考察，就可以了解到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继承机器大生产的基础上向电气化、自动化发展。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充分证明现代化经济决不能采取小生产的经营方式，而必须按照专业化和协作建立经济组织。为此，组织全国范围的、按经济区域规划的专业公司、分公司或联合公司，在现阶段就显得非常必要。”他进一步论述到：“社会主义经济中按专业化组织起来的各企业，应当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否则就不能完成一件完整的、先进的、用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标的最终产品。”在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组织状况下，裘教授的论述颇具前瞻性。

      科学研究的前瞻性是原创性学术贡献的重要特征。当我们研读若干年前的文献时，自然而然的会对照当前，试图捕捉和理解其内在的逻辑和先见。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行四十多年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我们长期大量引进国外的先进理念、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国家经济建设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虽然经济体制机制实现了一系列改革，但不能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显然应该列入重要日程并已经回复主导地位。2019年8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支持深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首先在经济领域需要统一认识。

      我们来看看裘教授当年是如何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计划调节商品经济关系的。裘教授认为，由计划调节的社会主义商品货币经济，可称之为（有）计划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的计划商品经济中，经济核算所反映的经济关系是错综复杂的。它把社会主义诸经济规律的作用交织在一起，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制约，在社会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运转中，计划商品经济的机制，就是经济核算。经济核算作为计划商品经济的机制，首先显而易见的是它在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中的枢纽关联作用。

      裘教授的上述论述，对于我们在四十年后在会计基础理论上的反思颇具指导意义。我们不妨从以往的会计核算局限跨越到当前会计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从以往的会计监督格局跨越到当前的会计在公司治理、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从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先试最成功的经济特区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我们应该感叹裘教授关于经济核算论述的宽阔视野、历史担当和在会计基础理论上的重要贡献。

       二、全面经济核算对会计基础理论的贡献

      以往的会计核算或曰经济核算，着眼于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以及设备、人工和费用，主要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果。2020年3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四要素并列。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资料和市场要素，在数字经济正在悄然在我们的经济活动和市场关系中发生深刻影响的过程中，对会计确认、计量、列报和披露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对数据资产进行确认？有无数据负债？对数据如何定价？数据的会计处理与报告应该采取何种范式？这些问题尚未被会计界予以足够关注、重视和研究。在回顾裘教授的研究中，笔者发现，裘教授早在四十多年前的研究，就已经给出了相应的一般性解释。

      在《经济核算和全面经济核算浅议》一文中，裘教授从经济范畴角度论证了经济核算、全面经济核算和如何健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裘教授认为：“经过我国三十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我们取得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应当根据这些经验，对作为经济范畴的经济核算的内容加以必要的发展和补充，以期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他进一步指出：“所谓全面经济核算，是指在经济核算关系中要求全面贯彻下述三项原则，即全面经济效果原则 （包括全面节约原则），全面商业原则，全面物质利益原则。”

      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38.6%，广东、江苏、山东等13个省市数字经济规模超过1万亿元，北京、上海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过50%；数字经济增速达到GDP增速3倍以上。数字经济已经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和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引擎之一。裘教授提出的全面经济核算三原则，既考虑全面经济效果，又考虑全面商业原则。从全面经济效果核算来说，就有依据将数字资产纳入核算与报告，从而全面体现数据的贡献。从全面商业原则来看，数据的形成、取得、存储、出让、减值和退出，特别是交易行为及其计价就有了参照。裘教授还提到全面物质利益原则，我们如果借以从将数据纳入会计核算和报告的角度来理解和操作，就可以更好的体现企业（主体）的价值和企业利益关系人在企业会计核算和报告纳入数据资产之后的利益份额的客观性、全面性和公允性。

      理论研究源于现实，对所研究领域的规律或规律性现象进行总结和提炼，并且反过来指导实践。经典的历史文献之所以经典，不仅仅是因其在发表当时具有重要创新从而形成学术贡献，更重要的是具有历史指导意义，可以为未来的现象提供某些启发、解释和指引。在纪念裘宗舜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反思我们的学术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裘宗舜教授的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思想

      在20世纪中后期以后的会计大师中，裘宗舜教授无疑是极为引人注目的一位。首先，裘宗舜教授是会计信息系统论最重要的奠基人，成果卓著，堪称学界典范。晚年仍笔耕不辍，老当益壮，著述弥丰，境界大开。其次，裘宗舜先生研究领域较广，长期从事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的研究，发表和出版过一系列有独特见解和创新意义的论文、专著而蜚声于中国经济学界，尤喜提携后进，被众多年轻经济学者视为宗师，其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思想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很多政策建议已付诸实施，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

      一、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的创新思想

      裘宗舜教授早在1979年哈尔滨全国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理论研讨会上，曾以《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问题》为题作了大会重点发言，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和按劳分配为主的公有经济，也是生产力水平尚未达到足够高度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专业化协作基础上的计划商品经济。他的论点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和高度重视，被大会列为重要发言观点和内容。裘宗舜教授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并将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理论运用到对经济核算作用的认识上。他认为，经济核算是在当代生产力水平下基于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必然存在的客观经济范略，它反映着国家与企业（统一性与独立性）、企业与企业（亲兄弟、明算账）以及企业与职工（当家作主与按劳付酬）之间的经济关系。他认为健全经济核算制的突破口在于改革企业财务关系，要实现这一改革，首先要完善企业财务管理体制，他主张将基建拨款改为长期贷款，使用固定资产要付费，征收土地占用税，加快折旧，促进技术更新等。裘宗舜教授的这些建议，以后大都陆续出了台政策，成为现实。  

      裘宗舜教授在1979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的具体措施，对价格管理体制、物资管理和流通体制、税收改革等问题提出改革方案。经营消费品的单位应改变统购包销、垄断市场的做法。任何企业，包括生产单位，都可以在市场上设门市销售其产品。他主张利改税，认为按行业、产品计征工商税或产品税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税制，必然助长"小而全""大而全"的存在和发展，不利于专业化协作，其中除某些品种可改征利润调节税（仍按产品销售数量计征）外，其余改征增值税，并主张采用浮动税率计征所得税。裘宗舜教授还对价格管理体制、物资管理和流通体制、税收改革等问题提出改革方案。他认为，改革经营商品的统购包销、垄断市场的做法，应在贯彻统一政策、分级管理原则的同时，实行固定价格、浮动价格、议价等价格形式。他认为按行业、产品计征工商税或产品税是一种很不合理的税制，应实行税制改革，将企业上交利润的做法改为上交所得税和利益的做法，体现国家权力和企业所有者的权力。

      裘宗舜教授的论文《论健全中国式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1980）发表后，引起经济界和会计界的强烈反响。他认为，全面经济核算是指在经济核算关系中要求全面贯彻全面经济效果原则、全面商业原则和全面物质利益原则。全面经济效果原则是指不仅要讲求个别企业和经济组织的微观经济效果，还要讲求国民经济范围的宏观效果；全面物质利益原则是指要引导企业领导者和职工对物质利益要全面关心，使其认识到物质利益不仅表现为工资和奖金，同时也表现为集体福利事业的发展、职工教育的兴办以及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意味着反对平均主义，力求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他认为，全面经济核算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更广泛地运用经济杠杆、经济办法来管理国民经济，以便改革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促进"四化"建设。该论文获江西省社联首届社会科学优秀论著甲等奖。

      20世纪90年代初期，裘宗舜教授在《发展科学技术与提高经济效益》一文中再次强调经济效益考核的必要性，对国家计委曾经提出的“经济效益率”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这个计算指标的问题，并提出了修正意见。原算式为：经济效益率＝利润总额÷（投入的全部生产要素的消耗量＋占用全部生产要素的时间价值）×100％。他建议修改为：利润总额÷（原材料消耗金额＋工资及津贴十固定资产折旧＋其他费用＋流动资金利息额＋固定资产和土地的使用费）×100％。论文中，裘宗舜教授认为，近年来企业效益低落的根源是技术和管理落后，提高经济效益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不能靠停留在当前水平上追求量的变化，而要从技术改造和技术进步中取得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新产品，不能再走外延扩大、建厂铺摊的老路，而必须走内涵提高、技术改造的新路。

       二、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的系统理论

      裘宗舜教授有关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方面的论著很多，形成了系统的理论，集中反映在他出版的著作中。在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理论上，一直缺乏系统性体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特色的理论，而裘宗舜教授编著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经济效果与会计》（1989）和《经济效益学》（1990），既能“前后一贯”，又能结合社会经济实际，是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理论的系统体现。

      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经济效果与会计》（1989）中，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了经济学中某些概念的更新，裘宗舜教授在专著中对“经济责任制”“经营责任制”“经济核算制”“经济效果”“经济效益”等概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论述，使这些概念既有理论继承性，又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既保留了在当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特定涵义，又有相互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裘宗舜教授在该专著中，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经济效果与会计加以系统化、条理化，既有深刻的理论分析，又力求通俗易懂；既注意定性说明，尤其注意定量分析。这些论著对社会主义经济核算、经济效果与会计的改革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

      裘宗舜教授还应财政部教育司教材处之约，编撰高等财经院校统编教材《经济效益学》（1990）。此统编教材l990年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发行后，多家杂志刊载书评，充分肯定书中观点。该统编教材论述了经济效益概念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等的概念和范畴，探讨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条件下经济核算的具体形式是经营责任制，并分别论述国家对企业、企业与企业以及企业内部的经营责任制和经济关系，包括诸如横向经济联合、厂内银行、责任会计、成本控制以及满负荷工作法等，深入论述了经济效益的评价原则和有关的影子价格等问题，创新性地论述了宏观的全面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数学模型、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全面提高经济效益的方针和途径。全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为基础，提出要提高经济效益，不是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经济利益、依靠经济核算的理论；并强调我国的建设与改革，必须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和落足点，并以此来指导经济工作和衡量工作的得失成败。以上对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和经济效益的系统论述，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就是搞活企业和提高经济效益，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综上所述，裘宗舜教授经过数十年对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的研究，加上一直保持着敏锐、深邃的理论思考习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经济核算、经济效果思想和理论体系，并能矢志不渝、心无旁骛地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在开拓中创新，在继承中发展，实现自己的研究目标。

裘宗舜教授对于拓展会计信息及其功能的洞见

      裘宗舜教授既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学长和前辈。在大学期间，我有幸聆听到先生讲授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与经济效果》课程。在我撰写本科毕业论文和第一篇习作《会计核心职能的转移和我们的对策》（《江西会计》，1984年第6期）时，先生《论健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1980）、《论提高经济效果问题》（1982）、《企业经济责任制与责任会计》（1983）等系列学术论文给予了我很多有益的启迪。我在厦门大学会计系攻读硕士、博士期间，先生作为老学长，给予我诸多生活、学业、学术上的帮助和指导，专门安排我和王时中撰写《股份公司会计信息》一文并收录于由先生和葛家澍教授主编的《会计信息丛书》（第一辑）（1993）。在之后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先生也时时对我关心指导、提携照顾。先生对会计研究的孜孜追求，对学术思想的不断超越，对学生、学弟和后辈的指导提携，一直在鞭策和激励着我。

      先生的研究领域较宽、涉足的研究问题较广，但从其论文和著作可以看出，在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这个研究领域，裘宗舜教授始终是一位追赶时代、立在潮头、专注学术创新，不断提出新观点、新思想的卓越会计学家。

       一、以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为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找到立足点

      在改革开放初期，裘宗舜教授主要围绕社会主义经济核算、会计本质与功能、会计信息系统开展了探索性研究。其中，先生把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作为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的立足点，在那个时代具有特殊的考量和重要的意义。

      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方面，裘宗舜教授发表了《论健全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1980）、《经济核算和全面经济核算浅议》（1980）、《企业经济责任制与责任会计》（1983）、《论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内部全面效益责任制》（1988）、《论提高经济效果问题》（1982）等文章。这些论著回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需求，对计划经济体制弊端、计划经济改革、完善企业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果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深入分析和思考。

      以社会主义经济核算制作为基础，裘宗舜教授进一步分析研究了会计本质与功能、会计信息系统等问题。这一期间，先生发表了《关于会计本质的新探索》（1986）、《论会计与控制》（1987）、《会计与信息革命》（1985）、《会计是个信息系统》（1985）、《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理论与会计指标体系》（1984）等文章。他指出，会计既收集数据、传递提供信息，同时又反馈信息，执行反馈控制，作用于物质流和价值流。这些观点重新深刻反思了我国之前一个时期学术界和社会对会计不正确、不完整、不科学的认识，为改革开放初期释放会计信息对发展经济和企业的新功能、新作用起到了良好的引导效果。

       二、以会计基本理论和企业会计准则为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找到突破口

      在20世纪90代，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新需求，我国全面启动了企业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改革。裘宗舜教授敏锐地关注到这一重大变革，聚焦会计信息及其功能的新拓展，重点围绕会计基本理论与会计准则、企业改革与会计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

      在会计基本理论与企业会计准则方面，裘宗舜教授发表了《关于现代会计的几个理论问题》（1990）、《会计也是第一生产力》（1993）、《论企业财务报表的目标》（1993）、《制定会计原则和基本准则问题》（1991）等文章，提出属于现代信息科学和技术的会计也是第一生产力。先生的这些研究进一步厘清和深化了人们对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的理论和准则的认识。在企业改革与会计改革方面，先生发表了《会计信息与深化改革》（1994）、《试论股份制企业会计制度的特色》（1993）、《略论会计改革中的矛盾》（1994）等文章。他提出，在改革开放中的经济活动，每时每刻都有数不清的经济问题急迫解决，在考虑、评价、剖析和敲定这些问题的决策事项时，宏观经济信息和以会计为主的微观经济信息都至关重要。先生的研究切入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探究会计改革问题，进一步思考了会计信息及其功能如何适应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需求。

      在这一时期，裘宗舜教授的研究视野、研究重点也在不断拓展深化对会计信息及其功能的认识。先生与葛家澍教授花了很大力气、费了很多心血主编了《会计信息丛书》（第1至5辑），将会计信息做了很多拓展，对如何进一步挖掘和发挥会计信息的功能作用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他们提出，欲求国家富强，必须尽可能快地开发会计信息资源，不失时机广泛地利用会计信息资源，借以增长效益，壮大社会主义经济和提高社会生产力。先生还发表了《浅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财务报表体系》（1998）一文，在文中他指出，对于企业财务报表的改进，要参考世界各国的经验和做法，审视和研究我国现阶段的经济特征，突出中国的特色，主动加以改进。

      三、以强化会计监督和提升信息质量为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找到新方向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我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持续深化，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出现了信息失真、信息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等问题。裘宗舜教授着力于强化会计监督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不断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和会计核算体系，为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提出新的方向。

      在强化会计监督和提升会计信息质量方面，裘宗舜教授发表了《制度、制度变迁与会计信息失真》（2001）、《健全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有利于治理会计信息失真》（2003）、《治理造假要靠德治和法治》（2002）等文章，提出德育治本、法纪治标，二者并举、标本兼治，方可收效。

      在完善我国会计准则体系和会计核算体系，以进一步拓展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新方向、新领域方面，裘宗舜教授发表了《论制订会计准则的允当程序》（2002）、《确认自创商誉的正反理由》（2008）、《生物资产的确认、计量和披露》”（2005）、《何必回避“公允价值”》（2001）等文章。他提出，公允价值作为一项计量技术，既可以用来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也可以用来造假扭曲会计报表，做好做坏取决于企业管理层的守法精神、道德素养和社会风气。他还提出，不断拓展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是一个必然趋势和必然要求，关键在于全社会都需要注重守法精神、道德素养和社会风气的培养。

      裘宗舜教授一直在追赶时代，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90年代，还是进入21世纪都立在会计信息及其功能拓展学术领域的潮头。尽管先生的研究具有时代特征，一些观点也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但不可否认的是，先生始终是一位在不断追赶时代、立在潮头，追求新观点、新思想，富有远见卓识的学问探求者。

紧随时代潮流、把握资产规律、探索新资产会计

      裘老的学术论著和学术思想，一个显著的特征是突出资产会计的重要地位和学术价值。170余篇学术文章，16篇、近十分之一是针对资产的会计处理，涉及无形资产、生物资产、自然资源、衍生金融工具、自创商誉、公允价值等新的资产形态和新的资产计价模式。

       一、突出资产会计的重要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裘老发表文章集中度较高的领域是资产会计，更确切地说是新资产会计领域，这足已反映了资产在会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那个时期新资产会计问题的学术价值。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会计上，资产是最重要的财务报表要素。资产计价决定收益确定；第二，财务报表的要素中，资产是形态最多、结构最杂、变化最大和核算最难的要素；第三，资产的会计处理，存在的问题和争议最多，研究价值和潜力最大的要素。围绕资产的确认范围和计量的模式，国内外会计界的争议颇多，尤其是新兴的软资产利益。以自创商誉为例，是否确认为会计资产，裘老认为正反两种观点鲜明，且理由看似都很充分。

        二、把握资产形态的演进规律

       裘老紧跟时代进程，把握资产演进规律，超前探索和谋划新的资产形态的会计处理。历史地看，资产形态的演进经历了一个从实物资产向非实物资产扩展的过程。资产的早期形态是实物资产。狩猎时代的猎物，农耕时代的农产品，商业时代的商品，工业时代的设备和产品等，均是实物资产形态。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资产形态沿着四条路径向非物化方向演进：一是资产金融化。在票据、股票和债券等传统性或基础性金融资产的基础上，金融期货、期权衍生性金融资产迅速发展；二是资产无形化。伴随社会知识化进程加快，以人力资源、工业产权、商誉等知识化形态存在的无形资产对企业发展的贡献日益增大。三是资产生态化。经济发展导致了资源、环境、生态问题，并已发展成为全球性问题，对问题的反思催生了新的资产概念，以自然资源、生物资产、基因资产等形态存在的生态资产越来越受到重视。四是资产数字化。伴随数字经济的崛起和发展，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的大数据成为了新的资产形态，一些新兴企业甚至以数字资产为资产的主要存在形态。对于转型发展且在21世纪之交的中国来说，衍生金融工具资产、无形资产、自然资源、生态资产、数字资产等都是新的资产形态，也是当时制定会计准则体系需要关注和研究的新课题。

      三、探索新资产形态的会计处理

      进入21世纪，年事已高的裘老，学术思想仍旧活跃，紧随时代潮流，借鉴国际会计惯例，结合中国实际，把这些新的非物化的资产形态的会计处理作了认真的和卓有成效地研究：

       关于金融衍生资产。20年前，在世界进入21世纪、衍生金融工具在中国尚未试点应用的情况下，裘老高瞻远瞩，超前谋划，认为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应用衍生金融工具和建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只是时间问题，并建议编制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中长期规划，试点应用衍生金融工具。在会计上，裘老采用分步走的方案建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体系。第一步是先从会计信息披露入手，改进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系统，增加衍生金融工具披露的力度；第二步在表外引入新的计量基础——公允价值计量，用于表外披露衍生金融工具信息；第三步是建立我国的衍生金融工具会计准则，改进会计核算体系，把衍生金融工具纳入表内反映（2001）。直到2006年，中国的第一个涉及衍生金融工具的会计准则——《金融工具的确认和计量》出台，距离裘老建议的时间，相隔了5年之久。

       关于无形资产。相对于衍生金融工具来说，裘老更早关注了无形资产。早在1994年，财政部在上海召开的会计准则国际研讨会上，裘老提交了论文《论无形资产会计》，对无形资产及其会计处理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裘老认为，无形资产具有无实体性、超额收益性、有偿性、不确定性和依附性五项特征，无形资产的核算应遵循取得时按实际成本计价原则、使用期间应当运用配比原则、处理时应按收益确认原则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无形资产的确认必须符合确认标准，计量方法要根据计量目的不同在重置成本法、收益现值法和超额收益法等进行选择。多种无形资产项目中，裘老最关注的是自创商誉这一国际性的财务会计难题。针对自创商誉的性质，裘老做了“三维”（法学、经济学和会计学）思考。面对越来越高的确认自创商誉的呼声，裘老坚持不确认的观点，理由是自创商誉不符合资产定义，够不上确认标准。一厢情愿确认自创商誉，将使会计的逻辑丧失殆尽，会计很可能变成人们各取所需的工具用来支持人们的任何观点。        值得一提的是，裘老与其弟子柯东昌合作的文章《财务会计难题之一：自创商誉》，师徒观点相左，却结合在一篇文章发表，足见裘老的包容能力之强大和学术胸怀之宽广，为后辈们树立了榜样。

       关于自然资源。裘老聚焦矿产资源这一特殊资产会计。针对当时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石油天然气开采》（征求意见稿），裘老提出应制定矿产资源会计准则，而不仅仅局限于石油天然气开采。矿产资源的生产活动一般包括勘探权取得、勘探、开发和生产四个阶段。相应地，其资产分为勘探权资产、勘探资产、矿产品等，成本分为取得成本、勘探成本、开发成本和生产（开采）成本。裘老关于矿产资源各阶段的资产、成本、资产折耗和减值等会计问题的研究结论，对于进一步完善相关的会计准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关于生物资产。生物资产是指需要经过生物转化的活的动物和植物。针对生物资产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披露等环节，裘老的关注重点是计量，提出生物资产计量的成本法和公允价值法，其中公允价值的确定要区分不同情况：存在活跃市场、不存在活跃市场和无法取得现存条件下的市场价格或价值信息的情况。各种不同情况下生物资产公允价值的内涵和确定方法也不同。裘老针对生物资产会计问题的研究，为制定我国生物资产会计准则提供了借鉴。

裘宗舜教授论会计基本概念与会计准则

      因为担任葛家澍老师的助手的缘故，我大学毕业后见到的第一位厦门大学老师之外的学界泰斗就是裘宗舜老师。之后，跟裘老师见面的机会较多，他在青山南路55号的住处，去过多次。接触越多，尊敬之情日盛。在整理葛家澍老师百年诞辰资料期间，接触到一些裘老师当年在厦门大学学习时的资料。当年裘老师在厦门大学学习期间，学业优异。毕业时，当时的系主任萧贞昌教授和陈德恒院长都希望他能够留校教书，但当时的厦门大学因为日本侵略而内迁长汀，裘老师极度不适应长汀的气候，选择回江西。他的选择，让厦门大学失去一位优秀的学者，却成就了江西的会计事业。

      裘老师在担任江西财经学院副院长、代院长期间，带领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科迅速发展、影响深远。曾主持创办过《财会探索》刊物，引领当时学术界研究的方向。裘老师长期笔耕不缀，研究涉及会计的多个领域，以下我将集中报告学习裘老师关于会计基本概念与会计准则等方面研究的心得体会。

       一、信息系统论的布道者

      或许学术同源，裘老师非常早就和葛家澍老师、余绪缨老师等一起，致力于会计基本理论、包括会计属性研究。作为会计信息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对我国会计信息论的建立做出了开创性、奠基性的贡献。早在1985年，裘宗舜教授发表的《会计与信息革命》（1985）一文，从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逻辑严密的论证了会计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系统。当时，会计的属性、会计的定义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裘宗舜教授先后发表多篇文章，倡导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是一般信息理论在经济活动问题上的应用，是经济信息系统的子系统，为国家宏观控制和企业微观管理提供财务成本信息等，这些观点进一步丰富了中国会计信息系统论。

      科学研究的特征之一就是“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同一范式观点下的学者们通过多种方式，宣传介绍他们的观点，逐渐地，他们的观点会成为主流范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会计定义的观点中，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是两个竞争性主流观点。裘宗舜教授通过多篇论文，阐释、丰富会计信息系统论的认识；同时，还将关于会计信息论的思考，系统整理出版了专著《会计信息论》（1988），该书奠定了会计信息论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裘宗舜教授关于会计信息论的系列研究，使会计信息系统论为学界所接受、成为与管理活动论并列的会计本质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基础上，裘宗舜教授与葛家澍教授联合主编了《会计信息丛书》，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从会计定义拓展到会计的全方位。这套丛书不仅仅是学术观点的宣扬，它还是年轻学者成长的平台。裘宗舜教授广泛召集年轻学者，包括当时还在博士生学习阶段的我、陈玮、何凡等，参与第一辑编写。我们先提交选题、提纲，通过后，裘老师反馈评论意见，我们再撰写书稿，此后又经过邱老师多次审阅修改才定稿成书。这一过程，对我和我的几位博士同学，都是极大的锻炼。

      除了会计本质研究，裘宗舜教授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会计职能问题亦有颇多研究。裘宗舜教授就会计监督职能这一持续争论的话题，他提出，我国会计监督职能应有其自身特色，且应随着科学技术进步而相应发展。在多篇讨论会计职能的文献中，裘宗舜教授试从多个角度对会计职能展开分析，形成了关于会计“监督”职能、“四职能”和“三职能”等观点。

      二、会计基本概念的“取火者”

     人生七十古来稀，可裘宗舜教授和他这一代的许多学者，学术青春是从六十岁之后开始的。他们六十岁之后，学术思想活跃，不断探索新领域，研究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学术生命到90岁还能够如花绽放。裘宗舜教授在八十岁之后开始了多个新领域的研究，包括对会计理论和会计基本概念等问题，也有了新的认识。例如，针对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会计透明度话题，，裘宗舜教授发文从影响、决定透明度的要素入手，分三个梯次讨论透明度；针对整合财务报告，裘宗舜教授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将财务报告与FASB的概念框架（用户需求观）、SEC监管模式（投资者保护观）关联起来，较好地解释了财务报告变迁，也为我国财务报告的可能改革与发展提供了“言之成理、论之有据”的建议。

      关注财务会计基本概念，包括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特征、会计要素及其定义、全面收益等，是裘宗舜教授长期孜孜以求的领域。2001年，他出版了专著《财务会计概念研究》，对如何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的各种基本概念、如何分析比较各国财务会计概念研究的不同成果、如何认识新环境对概念框架各要素的影响、如何结合我国实际研究财务会计概念等问题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又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包括《改进的CF：财务报告目标与决策有用的财务报告信息的质量特征》（2008）、《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特征及约束条件探讨》（2009）、《中西方会计要素的比较及启示》（2010）。

       三、会计法与会计准则的倡导者

      会计法与会计准则改革，是我国自20世纪八十年代起会计改革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它是中国会计从封闭走向开放、国际化的标志。裘宗舜老师在其中的作用居功至伟。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会计工作已难以适应新经济形势的需要。彼时，仅从业务角度出发的会计规范和制度，已不能满足对会计工作的管理和指导。作为全国人大第六、七届人大代表（1983—1992），裘宗舜教授以总召集人身份首提会计立法提案，为1985年《会计法》的出台做出了奠基性贡献。之后，利用人大代表的身份，他积极宣传、推广《会计法》。而后，在《会计改革的若干问题——一张有意义的社会问卷调查表》（1988） 一文中，裘宗舜教授就包括《会计法》、会计管理体制、会计职业、企业破产、股份制在内的许多问题，设计问卷，在上海、沈阳、北京、成都、武汉及江西全省发放，并回收100份作分析。这也是当时不多见的基于调查数据的研究论文。论文在分析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适应微观管理需要为主、按宏观间接控制和微观直接控制相结合的原则建立企业一体化的会计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之后，裘宗舜教授发表多篇论文，系统性的揭示了会计改革中的矛盾，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

      基于对会计法、会计改革的研究，裘宗舜教授也是国内较早涉及会计准则研究领域的学者。早在1987年，他就发表了《成本计量的原则》，借鉴国外的理论，提出“实际成本”等成本计量原则。在《会计改革的紧急课题——报表信息失真问题》（1989）中，他将这种思想进一步拓展，针对会计信息失真，从理论的语法、语义、语用三个层次讨论会计理论与会计信息失真，并前瞻性地提出，“凡是在会计实务处理中，能够遵守公认的确认和计量的标准和方法，按照规定的程序，具有可验证性……这些内容应包括：复式簿记系统……实际付费为成本标准……配比原则，权责发生制基础等”。在当时学术界研究会计准则要小心翼翼地加上诸如“群众性”“实事求是”等原则性规定而让会计准则去科学化的氛围下，裘宗舜教授基于这种坚持真理、坚持学术的态度，尤为可贵。

      裘宗舜教授对会计准则的关注，不止于理论层面的讨论，他还结合不同场景，讨论会计准则的应用，如通货膨胀、股份制、无形资产等。这些都对当时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订，影响重大。新世纪以后，裘宗舜教授继续致力于会计准则的研究，发表多篇论文，如《制度变迁与会计信息失真》（2001）、《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重组与会计目标、结构的比较》（2002）、《会计准则制订中的允当程序》（2002）、《论高质量会计准则》（2003）等系列文章，讨论了会计准则属性、会计准则制定以及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等诸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继续为我国会计规范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献计献策。

      科学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继承性，会计学科也不例外。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发展到今天，是历代前辈学者智慧与辛勤劳作的产物。裘宗舜教授和他那一代前辈学者的开创性贡献，奠定了我国今天会计理论和实务的美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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